项飙¶

评论｜专访人类学家项飙（上）：我们应该“认命”但不能“认输”¶

端：这种很艰苦的生活，是如何支撑下来的？没有娱乐，没有社交，难道不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过着极端受压迫的生活吗？

项：这个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当你把自己单面化为一个经济人，其他很多社会行为、伦理道德，以及中国语境下的“人情”这些东西，都简化了。这其实是现在新秩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把那些东西给抽干，然后一切都以利益计算作主导。

劳务人员作为最底层的人，他显然不是这个系统的受益者，他是管理对象。羊毛出于羊身上，他就是这头羊，所有的人都从他这里拔毛，那他这头羊为什么还要跳进这个系统，这个火坑呢？他其实是这么想的，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心理状态：我今天做的东西确实是没什么价值，也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但是我以后会做那个那个。先把手头这个咬牙忍过去，今后回来我就好好过生活。既然眼前这个火坑离我最近，也许能捞到第一桶金，跳进去再说。

这个“以后好好过”，当然是个自欺欺人的谎言。我问一个出国人员身体怎么样。他说“哎呀，身体那是以后的事。有病了，能治，治；不能治，拖着。” 他能不知道如果现在不注意身体，以后就来不及了吗？但是他的生活状态强迫他去这么自欺。这种看似自愿地，把自己作为人的多种需求搁置起来，其实是个深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端：其实这听起来像是很多城市中产的考虑。比如说，在大公司工作的人，会说这几年就拿命换钱，过了几年我就辞职然后去周游世界实现梦想，好像很类似。

项：是的，所以我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工作洞”。

他们去工作，就像跳到一个洞里面，发疯地工作，咬牙积蓄。几年后从洞里爬出来，歇一口气。相对清闲地晃荡几年，搞搞直销、炒股、开个烧烤店再关掉。然后再跳进工作洞。人们跳进工作洞，带一点英雄气概。洞里很苦，但是为了未来，你要忍。这是一种积累策略，甚至是投资策略，就把自己的生命、时间、精力，金钱进行投资。

现在讨论很多的一个问题是，民工是不是新的无产阶级或者说工人阶级。我觉得这背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方面你要看他的经济行动的话，他确实是无产阶级。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劳动，是中国经济模式的基础。而且你看他们在工作洞里一天劳动十几小时的情况，他们还不仅是一般的无产阶级，可以说是超级无产者。但另一方面，从他们的主观意识上讲，从他自己的社会定位上讲，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产业工人。他们一心想要逃离产业工人这个身份，想着自己做个小生意，开个小店。民工也是这个想法 ——要回到自己的镇上买房子 ——在社会和政治行为上非常坚定地模仿小资产阶级。小有产者怎么让自己去做无产者的工作呢？就是靠把工作看作“工作洞”。

倒过来，“工作洞”也解释了，为什么无产者的劳动和工作经历，没有转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意识和行动。传统的无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也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入火坑，除了到工厂受剥削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他们以洞为家，在这里发展出朋友、战友。工厂也就成为一个持久战的战场。洞里开出新洞天。但是我们现在，人们不断从一个洞跳到另外一个洞，所以很难有劳工组织，劳工的意识也很难沉淀下来。洞里一片黑。大家用于界定自己的，似乎更是从一个洞跳到另外一个洞之间的那种“自由人”的感觉。

80 后民工的罢工行动，引起了不少关注。这背后是反映了他们的劳工和阶级意识的成长，还是他们厌恶自己的劳动身份、个人意识张扬的一种反抗？可能两种成分都有。但是如果说现在我们有一个已经成为社会主体的新工人阶级，我觉得为时过早。

端：其实，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的工作就是不平等的，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的，是吗？

项：对，当然是。老板跟他挣得不一样，这是明摆着的。而且他对这个不平等更敏感，因为他心里想的，就是要过上老板的生活。但这里的剥削的意思就不一样了 ——他不觉得剥削是要反抗的、对他本质性价值的一种侵犯。他把它合理化、自然化了。

第一，他会觉得剥削是工作的一个前提。第二，他希望今后能够转化成老板，能剥削别人。所以，如果你对自己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位置没有清醒认识的话，那别人对你做的很多事情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对你跟别人关系的理解，也就会完全不一样。

我跟很多年轻的出国人员聊天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普遍态度，叫做“不认命，但是认输”。很多人都不认命，这是说，他出生在农村，或者父母是下岗工人，但他不认命，他想着“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一个新的人生境界”。然后折腾来折腾去，没折腾出东西来，就认输了，这时候他说：“哎呀现在我成熟了，认识到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不认不行”。

我觉得，现在要提倡的可能是相反，要认命不认输。要认命，就是你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做这样一个工作，不要把这个东西看作是要逃避、要超越的东西，而是要把这个东西充分拥抱住，看清楚，为什么你出生的家庭会是这样？你究竟为什么是做这样的东西？然后，你不要超越它而去，而是把住它、改善它。不认输，就是不要放弃自己的努力。

你不是想通过变得和别人一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的。某几个人运气好，也许可以这样改变命运，但是其他很多人还是这样一个命。认了命，也就意识到，出生不是一个个体层面上的随机事件，所谓上苍和你开的一个玩笑。这个命是结构性地摆在那里的。你要把自己的命想清楚，也就能够从里到外地对社会形成新的理解。这样认了命，两只脚踏在实地上，也很自然的不容易认输。

端：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些人出国就是为了所谓的向上流动的中国梦，那这个中国梦，是不是就是一个不认命的梦？

项：对，中国梦对很多人 ——对出生低的普通人来讲，确实是一种不认命。或者说是一种很积极的、幻想的、热情奔放的逃避主义。是对自己的“命”的逃避。这种逃避，呈现出一副咬牙切齿的奋斗精神。

端：“不认命”，像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感觉，这是不是和美国梦差不多了？

项：和所有人都可以当总统的美国梦有点像。美国梦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但是它对等级是没有很强的、发自内心的尊重。但是中国梦呢，我们对既定的等级有一种敬畏。我们吹牛说看到哪个官怎么摆谱，谈得非常津津有味，都是仰视。梦里想的是“取而代之”，而对怎么奋斗、创新，其实大家是不太关心的。比如说在美国梦的谎言下面，小孩子跟家长聊天，说我崇拜一个人，那要说是因为这个人做了什么东西。但中国家庭，在同样的话题下，我的感觉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贡献”这个问题。大家更多讲那个人买了什么车，买了什么房子，家长也是这样。在中国梦里最牛逼的人是什么人呢？是不付出努力而能够得到很多的人，这是最高目标。

其实很多大学生、搞研究的也是这样。都说这个大学、那个学者厉害，但是如果我们问他，这些大学、学者到底做了工作，有什么贡献，和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有什么实质关系，不一定能讲清楚。都是抱着五颜六色的泡泡在飘，都想挤到大家认可的泡泡里来。而不是去想这个系统是不是合理，该怎么去改变。

当然，大家这么想，首先是因为觉得改变系统太难了。做了贡献不一定得到回报，又何必谈贡献。但是，这些泡泡在飘着，也是因为我们在抬举它。我们至少可以在心理意识上把这些泡泡戳破，让它们掉到地上来。至少可以开始学习怎么从我今天做的事情出发，来看这个社会是怎么构成的。

未来总是从现实里长出来的。不先把现实是怎么回事搞清楚，等未来真来了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头怪兽。

评论｜专访人类学家项飙（下）：我们谈论东北工人，是因为有种死亡没有说法 ¶

人类学家项飙：在这个时代，怎样做个有担当的知识分子 ¶

“Be awake, be aware, be alive”¶

《跨越边界的社区》是我的硕士论文，我的本科论文题目叫《悬浮群体》。 1994年我到东莞去调查，第一次关注到“悬浮”，所以我昨天的报告其实是一个23年前的研究，很有历史感的一个故事。

当时我写“悬浮群体”主要是从结构和体制意义上写，后来越来越发现他们个体行为上的“悬浮”更有意思。他们行为上的“悬浮”不是简单的因为体制，他也在实现自己的能动性，有人际矛盾时他主动跳槽，大步迈出厂门，还充满自豪…… 他的这些感觉都是很重要的，要成为我们理论思考的原材料。

为什么现在更多地关注他们行为、情绪上的悬浮？跟我个人经历当然也有关系。比如要有一定的发表量才能找到好的工作，别人对你的认可现在也越来越外在化、指标化。别人不会认真读你的东西，首先看的是你在哪里发表的，而不是你发表了什么，这些都会造成“悬浮”的感觉。

怎么走出“悬浮”可能是一个永远的斗争，因为我们的体制设置是这样。我有一个朋友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正教授，搞中国史的，他觉得这种学术体制很没有意思，就毅然辞职，到中国义务教中学生英文。那可能是一种比较极端的逃离“悬浮”的方式。我没有那么勇敢，多数人都没有那么勇敢。最重要的是意识到自己是在“悬浮”，在潜意识里不断提醒自己，不会盲目地做一些妥协，会有一层反思，这就够了。

我记得加拿大有一个轻喜剧写一个高中生要搞革命，里面有一句台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be awake, be aware, be alive，醒着，知觉着，活着。这就是革命。革命不是要追求一个终极的没有矛盾的天堂，那是不现实的。革命其实是要你醒着，不要睡觉，让你看到矛盾、看到丑陋、看到问题就够了，然后你要不断地去斗争。斗争之后，可能又会有新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出现，没有关系。只要你醒着，知道问题，继续斗争，这就是一切，这就是意义。

我们今天搞的很多事就是在睡觉，很多论文就不像活人写的，你回家跟爸爸妈妈讲话不是这么讲的。那为什么写论文不用活人的方式去写呢？因为你觉得必须要用既定的框架去讨论所谓大的问题，这已经让自己投降了，把自己催眠了，你不是一个真正的醒着、活着的人。

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

……

要怎样成为一个有担当的知识分子，承担道义上的原则这个觉悟很重要，但我更愿意强调实践。长跑、弹钢琴，学会有情趣。懂得享受是一种能力。我们的教育讲意志教育，要学会怎么样咬牙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这完全错了，完全倒过来了，应该是要学会怎么样尽量地享受你喜欢的东西，要强调对热情的教育。

项飙：我们失去了构造爱的关系的自信 ¶

项飙: 迫不及待想成为“世界中心”, 恰恰是灾难性的 | 文化纵横 ¶

专访｜人类学家项飙谈内卷：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 ¶

项飙：在职场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内卷是用来对现在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用资本主义这个词太宽泛了，不太精确。因为资本主义最早起源的地方，比方英国，然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可能是德国，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这种“内卷”现象，所以它是有一点中国特色的。

内卷背后，可能指的是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成为生活导向，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和生活和资源分配方式。

首先当然是市场竞争。但是很多竞争其实不是市场性的，比方说你教育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市场性的，考试都是国家或者学校设定的。但是它会模拟市场竞争，把这个东西搞成像市场竞争一样，让大家来参与。

然后“高度一体化”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讲的内卷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不分化，大家认准一个目标，为同一个唯一的目标活着。否则的话，如果你在职场不高兴，你去干点别的，开个面馆不行吗？不可以，大家一定要挤在一个道上。

大家现在对“三和日结工”其实是有一种恐惧的，就是说你怎么就这样退出竞争了，这个怎么行？在中国，大家面临的压力不仅是说你要往上走，而且不允许你往下走。最近一位读了研究生的同学告诉我，他去麦当劳应聘，麦当劳看了他的学历之后，第一句话就问你有没有考虑你父母怎么想。这句话是问得很重的，不是说你这个书都白读了，学费都白交了，直接是牵涉到情感问题和道德问题，好像是一种背叛。就是说你要把自己的社会阶层往下走，在道德意义上是背叛，到了这个程度。

全国人民朝着一个目标去，要多赚钱，买一百多平的房子，要买车，一定要成家等等。这个线规划的非常好的，大家高度一体化，都要在这样一个市场里面争夺一样东西。

……

澎湃新闻：我想接着退出竞争再聊一聊，你观察到中国社会的竞争几乎不允许退出？

项飙：现在内卷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没有退出的机制，不允许你退出。刚才讲到那位同学要去麦当劳工作，面试官第一句话就是说你父母怎么想？你要往下走，要退出竞争，过自己的生活，你面对的道德压力是非常大的。现在对三和青年的各种讨论背后也是有一种焦虑，就觉得这些人怎么就这样退出竞争了。因为整个社会的稳定，整个社会的所谓发达都是靠这种白热化的竞争维系起来的。

所以，成功者要失败者一定要承认自己是失败的。你不仅是在钱上少一点，物质生活上差一点，而且你一定要在道德上低头，一定要去承认你是没有什么用的，是失败的。如果你不承认自己失败，而是悄然走开退出竞争，不允许的，会有很多指责。所以现在能够退出竞争的人是非常富有的人，孩子送到国外去或者是怎么样。有退出这个机制是很重要。就是说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孩子上学不好，让他有别的好的出路。在学校教育应该要涉及到这一块，所谓教育家是说培养一个公共教育体制，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快乐，都能够发挥他自己的特长，这个不容易。

澎湃新闻：最近是有一篇叫《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的文章比较受关注，是说在清北这样的高校里面，这些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在极度竞争中成功压倒了成长，同伴之间彼此PK，然后精疲力竭。在古典教育中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认识自己，但在现代社会教育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使命，用教育实现阶层跃升成为一种惯性思维。然后学生因内卷而迷茫，老师又因为找不到潜心治学的学生而感到苦恼，是以这两所高校的绩点为王的这种现象，来去引出了内卷的这么一个情况，可能跟你当时在北大的读书时候是非常不一样了，你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项飙：绩点为王，精打细算这样的经历对我来讲不完全是陌生的。 1990年到1991年，我们在一年军训的时候，一点点的绩点，也被看得很大。这里是不是一个竞争问题，是不是你在跟别人的PK问题？不是的。你真正要的是让权威认可你，是一个取悦。这种取悦倒过来当然会影响你和你同学之间的关系。

竞争不完全是一个水平的，双边关系的。竞争从来都是一个三角关系，因为竞争它需要一个一个的第三方来确定。在最普遍的模型里面，比方说像体育竞争，当然你需要一个第三方，一个裁判，或者说一个经济的集团社团，确定竞争规则。这个是第三方。今天我们同学和同学之间的竞争，其实完全是由第三方来控制的。我们原来认为竞争是因为资源有限，是因为大家所谓供给需求关系不均衡。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村长的话，如果我今天发明出一种方法，让所有的人互相竞争，最高的奖赏是我对他的认可，这样我作为一个村长是不是非常舒服？所谓的短缺，都是人为的。什么样是好的生活，什么样的东西是有体面的，这不都是人造的？

这种竞争导致一种非常高度的整合能力，就把所有的人都统一思想，所有的人一起消耗精力和生命，也不想别的，让大家就是这么的忙碌着。

……

澎湃新闻：一些文章说是因为东亚的文化，就中日韩这三个国家，因为儒家文化的原因，大家就可能更重视教育，然后东南亚就是完成另外一个风景了，大家在工作上也不会这么拼，在学习上也不会这么拼。这个内卷是不是也跟儒家有一个关联？

项飙：跟这个是有关联的，儒家文化有一个内涵就是不能够让什么人特别落后，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大家都要往上则是因为儒家它的整合性特别强。儒家本来是不强调竞争的，但是儒家它提供了一个一体化的背景。

我们今天谈的内卷是非常的个人主义的，一切都是绩点，这个都是非常不儒家的。但同时又是非常儒家的，因为是把大家都放到一个思想空间里面去琢磨一个事，所以它是一个竞争化了的儒家文化。

但儒家也还是一个很大的泛概念，比方中国式的这种内卷跟日本式的这种工作压力和学习压力，体验不是完全一样的。日本也有加班过劳死，但主要是一种群体压力，它跟儒家更接近，是说它的公共性特别强，同一化的道德判断很强，别人不下班你也不下班，否则觉得对不起别人；但另一方面，在日本那种要出人头地的欲望，不太存在。

日本有很大量的宅男宅女，是没有上进心的。昨天我还在问我爱人，你怎么理解日本一方面劳累死，但一方面却没有什么竞争意识。日本的教育是非常平均主义，不让一个掉队，一个班里面的教学是根据最差的学生定，让大家等最差的学生，跟中国教育相反，中国是要拔尖。中国是有儒家的底子，然后又加入了非常自由主义的市场竞争的这一套。

项飙的三个问题 ¶

我想，我是没有资格去谈论科技和社会变化这个话题的，因为我对科技的了解实在太少。但是我非常高兴，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向科技界的朋友提出几个问题，关键是系统和人的关系问题。

系统，主要是指根据算法而建立的一个相对封闭的循环体系。我们现在基本每天都依靠系统工作和生活，同时，我们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算法系统所影响，甚至控制。但是算法和系统也需要个人的行动数据“投喂”，它依靠我们每个人的活动参与而存在。

究竟系统和人是什么关系呢？我以前提过一个概念，叫“社会人”，基本意思就是指社会上的人，既包括大量的中低收入人员，也包括少数高收入人员，基本上跟社会中稳定的机构不形成任何稳定的关系 ——典型的例子就是农民工或小商贩。现在看来，很多“社会人”都被转化成了“系统人”，系统可以不通过一个稳定的组织形态，不需要制度化的关系，而把大量的个体拢在一起，能够协调、影响甚至控制他们每一刻的行为。这种影响是通过控制数据实现的，而不是像以往通过稳定的社会关系。这就体现了所谓“社会人”到“系统人”的转变。系统人，一方面是指系统和人是两回事，同时，系统人也有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行为方式，甚至一种新的人格类型。

第一个问题：“系统”的概念¶

「计算下面有算计。但当系统通过一个计算的方式建立之后，好像算计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我很想听科技界朋友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系统”这个概念。从科技角度，从商务操作角度，或者从平台、公司日常管理的角度，你们会怎么对这样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进行定义？

社会科学领域的系统论最早是受到科学启发而提出的。系统论的意思，基本上是说个体的总和会大于个体的加总，放在一起会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它是有自身性的，会不断进行自我生长，同时它也是相对封闭的，能够不需要外界的输入。

对我影响更大的一个对于“系统”概念的用法来自哈贝马斯，他提出的“系统”是相对于“生活世界”这个概念。在生活世界里，人们是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日常生活里用的语言对事情进行理解，然后进行有效沟通，他能够用自然语言来询问你究竟为什么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可以对你的动机进行了解，然后你同时也有义务用自然语言对自己的行动作出解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互动，有效的社会秩序，在微观层面上能够通过自然语言的沟通上形成，而系统超越了这个自然语言。

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包括大的行政体制、大的商业操作、市场力量、货币等。这些超出了能够用自然语言进行解释和理解的范围。在生活世界里，人们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沟通。而面对这个意义上的系统，人们做的很重要的工作是“算计”，就是说人还是有能动性的，算计怎样能在系统中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比方说上班时候摸鱼，就属于在系统里的一种算计。

但是今天的系统跟哈贝马斯讲的系统又很不一样，因为现在的关键不是算计，而是计算，当系统通过一个计算的方式建立之后，好像算计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人们在面对这样一个算法系统的时候，是没有能力采取一些应对的策略，也就是所谓运用“弱者的武器”。唯一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就是跟着算法的系统。比如，开出租就要接别人不愿意接的单子，把积分提高以后，收入才可能提高。所以我觉得从算计到计算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系统与劳动的关系¶

「他们困在系统里面，工作状况被系统所控制，感到很强的受挤压感、被压迫感，这在一定程度上跟19世纪拉美地区甘蔗园的工人没有太大差别。」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大家怎么看系统和劳动的关系？

前段时间，互联网上有一篇影响很大的纪实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讲外卖骑手的劳动状况。在一定意义上，外卖骑手的劳动状况似乎是回到了19世纪，一方面，这些外卖小哥的劳动状况，很像早年的挑夫。外卖小哥和挑夫都提供一次性服务，客户当即付钱，之后一切都烟消云散，他的劳动不能够产出任何稳定的物品，当然更不可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或者经济关系，一切都是即刻的。这个系统最大的一个优势是把即刻做到比较极致，如果不接单，外卖小哥跟系统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只有在接了单之后，或者说在执行过程当中，通过技术平台和系统发生关系。他们困在系统里面，工作状况被系统所控制，感到很强的受挤压感、被压迫感，这在一定程度上跟19世纪拉美地区甘蔗园的工人没有太大差别。欧洲殖民者到拉美之后，甘蔗园都是人工种植的。甘蔗农场的工人不是农民，因为农民是要看着一个植物怎样生长，以及植物和土壤、植物和其它植物是什么关系，而工人不需要了解这些。

所谓用科学方法种植的甘蔗，就是除了甘蔗别的都不种，甘蔗之间的间隙都是事先计算好的，所以甘蔗本身怎样生长，是有一套技术体系在支持，不需要人管。而一旦甘蔗成熟，甘蔗榨糖机器开始运转的时候，所有的甘蔗在收割完之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榨成糖，否则甘蔗的质量会不好。在这样的情况下，甘蔗园的工人，他们感受到时间上极大的压迫，因为一定要在一定时间内收割完，而且在每一刻都是感到极度的压迫，假如手不快的话，机器可能就会给人造成伤残。甘蔗园这个例子可能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更熟悉的例子是早期的工厂流水线，比如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就能够看出工人在时间压迫下的工作，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个“系统”。

当时的甘蔗种植园和早期的流水线都是系统，所以压迫本身不是一个非常新的事情。但是，今天系统下的劳动关系跟以前相比，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在于其具有相当的流动性。以前不管是甘蔗园还是流水线，它有一个很具体的物理空间，所以大家聚集在一起。正是因为这样的聚集，才发生了后来很多劳动关系的变化，因为人总是要抗议、要改变，所以慢慢有谈判，有车间政治发生。今天的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没有固定的物理场所，呈现出空间的弥散性，而空间的弥散性让很多劳动带有极强的流动性，人不断在不同平台之间流动。而且劳动本身又是一个流动的过程，比如送东西就是一定要在特定时间内精准送到某个地方的流动，所以流动本身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劳动内容。

劳动，特别是空间上非常弥散、带有很强流动性质的劳动，在系统设计过程当中，其实需要考虑很多微观内容，包括怎样去精确化劳动的精准性，怎样去捕捉劳动最后有没有形成效果，怎样能够把劳动者本身的主观意识也作为一个数据进行反馈。总之应该把系统内部的设计变得多元一点，关注劳动者本身的感受，重视他们的反馈。

第三个问题：系统和使用者的关系¶

「点外卖带来的“慵懒”其实并不给你带来真正的幸福感，但是整个社会为这份慵懒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成比例的。」

第三个问题是系统和使用者。其实劳动者也是系统的使用者，但是我们讲“使用者”的时候主要是指消费者。如果以外卖或快递为例，到现在为止，在全世界这个行业可能都是在赔钱、烧钱的。这么大的资本投入，究竟是在干什么呢？

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似乎是要培养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里面，让你足不出户，任何东西都是送货上门，享受极大程度上的方便。可能大家都注意到一个现象，大学校园是餐饮外卖重要的服务对象。尽管大学里大家是宿舍集中居住，食堂就在楼下、非常方便。但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学生也是要点外卖。那么，大学生点外卖到底获得了什么？甚至都不能说是方便，因为下楼去买能够看得见的食品可能是更加方便的，所以，他获得的可能是一份慵懒。当然，从非常极端的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这份慵懒是他获得的福利，因为他愿意有这份慵懒，但问题是，这份慵懒背后需要外卖人员多大的辛苦劳动，需要整个体系的技术维持人员来维持这个系统，还有对其他原材料的巨大消费等等，一份外卖，哪怕一点点番茄汁都要放在一个塑料盒里，无论多小的东西都要反复的包装，还有电瓶车方面的消耗就不用提了。

这份慵懒在正常情况下是不能够带来太大福利的，我估计每个人的主观意识上也可能同意，这份慵懒其实并不给你带来真正的幸福感，它就是一份慵懒。但是，它背后整个社会为这份慵懒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成比例的。但是现在为什么这套系统实现了？因为有人在烧钱。一些人说，烧钱当然也是很好的事情，因为它创造了大量的就业，这个说法需要进一步去论证，如果直接把这些钱发给大家，可能对每个人的福利来讲，很难说哪一个更大。而且那么大的一个投资，不管是做什么行业，都会创造大量的就业，不一定非是在（外卖）这个行业里。所以，我更愿意相信在此背后是对新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构造，当然也会形成一种人格类型的构造。

我也不是急于去批判式的分析，关键还是试图去了解，比如说为了去营造这种生活方式，让人去享受一种不用流动的方便，科技界是怎样去想这件事、做这件事的。所以大家说“困在系统里”，不仅是劳动者，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困在里面。我们好似觉得自己也获得了福利，但显然，每个人都是在贡献自己的数据来喂养着系统的数据，所以“困”也是一种更深的关系。

最后，我很想再表达一下，我是搞社会研究的，特别需要和科技界朋友的交流。我提的这些问题可能很多人听起来会觉得莫名其妙，甚至有点可笑，因为有些问题也许科技已经能够解决了。如果大家能够用比较清晰的语言，让外行人能懂的语言描述出来，对我们的帮助会是非常大的。谢谢大家。

项飙的新困惑 ¶

大家好，我是项飙，非常高兴再一次参加腾讯科技向善年度会议。去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我提出了三个问题，得到了一些读者的不同意见，对我非常有启发。

在今年，我想再提出三个不一样的问题。这是我最近在思考，同时也很可能会影响到我未来一段时间基本研究主题和研究框架的三个问题。非常希望听到大家的反馈，特别是科技界的反馈：第一，究竟这些问题是不是靠谱，符合不符合现实？第二，这三个问题有没有生命力，是否能够引导我们进一步地有效思考？

第一个问题：我们在进入一个“社会型市场”吗？¶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进入了一个所谓“社会市场”的历史阶段？

如果说20世纪我们主要考虑的是怎样去避免一个“市场社会”，我想，21世纪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一个“社会市场”的出现。

“市场社会”或者说“市场型社会”，意味着我们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亲友、爱情都被组织到一个市场的原则下面来，所以出现大规模的商品化趋向；而“社会市场”或者说“社会型市场”在一定意义上是相反的，它是把整个市场变成了社会本身。

比方说，你在交友软件上，你要找的是真心的朋友、真心的爱人，也是纯真的爱情。但是，你怎么去找？在找的过程当中，依靠的是这些社交媒体，是商业性渠道，然后在寻找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有意的，还是你意识不到、但是算法通过各种各样的指标、加权数等等为你做的，我对这些细节不懂——这个行动过程它又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友情本身是被商品化了的。

所以，“社会型市场”的意思，不是把一些人、社会关系变成商品，而是相反——它是要营造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它是要鼓励社会关系的出现，然后把它作为一个盈利的来源。这是第一个问题，关于“社会型市场”的概念。

第二个问题：人的关联性，在变成经济和社会的基本语法吗？¶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确实有这么一个趋势的话，那究竟它背后的一个关键是什么？或者说，社会型市场的一个微观构造、微观基础是什么？

我在想，人的“关联性”是不是今天社会型市场里面的一个微观构造基础，或者说一个新的“黄金”或者新的“石油”？很多人都说“数据是新的石油”，我对这个说法一直不太明白，因为数据它当然是大型平台公司、网络公司的基础，但究竟这个数据本身是不是直接产生效益呢？是不是人的关联性其实比数据更重要？

这样说有两点原因：

第一，数据是怎么来的？ 大的数据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经过推算形成的。大的数据，它正是要从每一个个体上面进行抽取。所以，它如果不形成人的关联性 ——这里的关联性是指人和平台、人和计算机服务中心，就是获取数据的这个计算机运算中心之间的联系 ——如果没有这么一条条无数的、细微的管道，那么不可能有大数据的形成。

第二，大数据形成之后有什么用？ 大数据形成之后，它一定要有反馈，一定要盯准你、然后有针对性地对你进行投放信息，跟踪你的行为，甚至改变你的选择、你的意识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它所需要的也是这个关联性，也是数据中心和你个体之间的联系。

所谓的“关联性”，跟社会关系不太一样。我把“关联性”定义为一个被抽象了的、被信息化的、同时又可以被第三方管理的社会关系。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以前研究劳务输出中介，这跟平台公司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分析意义上的借鉴意义。我们知道，资方和劳动者的双边雇佣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但我们现在看到，随着劳务派遣业的兴起，特别是在跨国劳务流动过程当中，原本双边的劳务关系、雇佣关系就被转化为一系列更加复杂的关联性 ——劳动者和雇主不直接签订劳务合同，而是各自和劳务派遣公司这个第三方签订一个短期的、甚至有时是即刻的、一个单子签一次这样的所谓“商业服务合同”。

现在就有一个新的问题，即这个劳务派出中介怎么样去控制这个劳动者？因为雇主希望派出机构这个中介能够控制劳动者。所以，劳务派出中介又通过营造或者利用其他一系列关系来控制劳动者。比方说，它会让一小组劳动者形成一个所谓“连坐”的小组，如果一个劳动者不守纪律的话，那其他的劳动者都可能会被惩罚，所以他们要互相监督。在跨国劳务输出的过程当中，有的中介甚至会要求劳动者的家庭写保证书，来担保他们的孩子（当然是成年的孩子）在国外会遵守劳动纪律。

这就意味着，原来双边的雇佣关系，被替换成了一个由第三方来管理的一种关联性；同时，第三方又把这一组关系放到另外一系列的关系里面来，比方说它利用群体压力、家庭关系来控制，所以，原来相对简单的双边关系被转化成一系列的关联性。

很多金融产品之所以能不断延伸，其实就是把这种关联性不断地复杂化。比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把按揭关系、债务关系打包，把很多债务关系组合在一起，然后将其卖给第三方或者是第四方。这就是关联性，那么今天我们的平台经济、电子经济是不是主要是在靠这种关联性在盈利？

第三个问题：这对于人以及人的社会关系意味着什么？¶

这就引到第三个问题，这些关联性究竟是怎么营造出来的？究竟是怎么在人、技术和组织 ——包括公司和各种中介组织 ——互动过程当中形成了这种关联性？这个关联性对我们原来理解的那个社会关系又意味着什么？

区块链是一个例子。区块链可以理解为就是一种关联性，它将原来人和人的关联性通过技术手段组织在一起。那区块链有什么好处呢？据说好处之一就是互相之间不需要信任了。我们原来那种人和人基于一种社会价值基础上的信任不被需要了，因为技术已经对你的关联性进行这样的一个设计，以至于你在技术上不可能违规。

那似乎就不需要有社会关系，一切都可以通过技术形成的关联性进行运作，整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由技术构成的关联性的集合体。这对于我们“人”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今天主要是提出这三个问题：第一，我们是在进入一个“社会型市场”吗？第二，人的关联性正变成一个我们今天经济和社会形成的基本语法吗？第三，这对我们人作为主体以及我们人的社会关系又意味着什么？

我非常希望听到各位，特别是科技界、研究界朋友们的反馈，谢谢。

项飙：好的大学教育不是树立范例，而是要包容鼓励寻找例外 ¶

专访项飙（下）｜失语的“社会人”，和疫情下的社会边界 ¶

项飙：“社会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他没有一个很强的阶级意识。中国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是，不管有钱没钱的人，他们追求的生活方式、看的娱乐节目、享受的这套象征体系、对于什么是好生活的认知，跟其他阶层有很强的同构性。他们不会根据自己在物质生产系统里的位置给自己确定一个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跟着大众消费的潮流走的。这跟社交媒体是有关系的，大家享受的文化消费是很一致的，特别是年轻一代。因此虽然经济上不同构，但在意识形态上是比较同构的。

在中国，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常常被视为一个当然的事情，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要有差别，认为如果你去报复这种差别，那是傻子。大家总觉得这个差别是一个游戏的基本规则，大家要在这个游戏里继续一起在玩，但对游戏规则本身不会提出很多质疑。大家说自己是屌丝，觉得很丧，这表现的是对自己经济地位的认识，但又觉得这个体系是不能改变的。

与项飙对话：在不确定的世界，建设自己的大后方 | 谷雨 ¶

独家访谈著名学者项飙：在海外“讲解中国”，拆解中国年轻人的痛点 ¶

项飙这样一位搞人类学的学者，按中国的老话，应该一辈子“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在冷寂中专注地完成自己的学术生涯。其实，绝大部分欧美的学者至今走的仍是这条路，他们也许在学术圈子内威望无限，但一般不进入热闹喧嚣的大众视野。而项飙很醒目地在走另一条路。他告诉我，这也是他舍弃牛津、奔向马普的原因之一，他已经踏上了另一条学术道路，义无反顾——都社交媒体时代了，社会科学怎么还能延续19世纪以来的传统，只为圈内的几百人生产文献和理论呢？他说，对话才是21世纪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对谈项飙：今天的大学老师是一个比较不讲职业道德的群体 ¶

项飙专访（上）︱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

这给今天年轻人的启发可能是，你要有这样的勇敢，要有退出的勇敢。前面不是讲到退出和逃离吗？你不断地逃离，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不敢退出，你总是觉得要更好、要更受主流欣赏，然后你又不愿意去解决问题，就不断地期望能逃到一个相对好一点的地方，现在这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了。像浙江的这些农民，他完全是流动的，但他不是逃离，他流动过来之后他就看、就找新的机会；他的流动其实是一种退出，他退出原来的城乡控制体系，这是他的勇敢。退出之后当然是有风险的，退出之后自己的粮食怎么来，生计怎么弄，这些是不知道的，都得靠自己去闯。

当然，“附近”不是要搞什么岁月静好，你还是要看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不能够让自己彻底瘫痪掉了，这不行。哪怕在最不乐观的情况下，你一定要在“附近”里面找到一点光，为自己生活的改变找到突破口，哪怕有时候不得不做一些妥协，但要有这份勇敢。这是“附近”角色的第一方面，怎么样在无法改变总体情况的时候，从“附近”找到一点改变的力量。

第二点是，“附近”也会给你一点力量，不用那么刻意地去维护主流。维护主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觉得唯一的价值的来源、尊严的来源、认可的来源，以至于生计的来源，就是要为主流服务。其实是不是这样呢？如果去城乡结合部走一走，你会发现很多人的生活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去维护主要是一种害怕。很简单的，如果你在学校的班级里，或者在公司的班组里，或者在社会上的朋友圈里，是彼此信任的、团结的关系，你们表达自己的声音的胆量就会大一些。

项飙专访（下）︱年轻人在寻找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和意义 ¶

项飙：“附近”的精神价值是很重要的。我觉得，“附近”的精神价值高于它的实践价值。你讲的青年的精神文化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叫作二次元现象，是虚拟的、非常象征化的。现在的科技发展，象征已经不仅仅是符号，它可以直接去体验，因为它可以动起来，带着丰富的色彩和声音，对神经形成直接刺激，给人的感觉是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这里有两个情况：第一是时间性，我们要看到这种二次元现象跟一定的年龄段有关。我觉得到大三、面临大学毕业的时候，会有一个转折，当他走向社会的时候，我很难想象他可以通过这个来满足日常的精神需要。第二是回到线下的问题，特别是在他即将大学毕业，面临找工作、考研、考公等问题时。现在年轻人的精神世界，我觉得不是二次元世界有多么丰富，能给他们多少满足，而是年轻人不知道如何走向三次元的线下生活，所以使劲地趴在二次元里，在三次元里活几个小时，然后跳回到二次元里活几个小时，有时候把三次元当作二次元来活。

在一定的年龄段，年轻人的线下和线上世界是分得很开的，而且他是完全知道自己在把它们分开的，有时候是刻意地分开。这个分开对他本身的自我认知、对他的生活认知、对他的情感世界，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在这里可能会有一种错落感，一种无力感，因为生活好像是一直在不断地切换，而永远不能直接面对。因为他没办法理解对他物质生活有直接影响的那些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顺着走、不管了，你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比方说中学的时候，让我考试就考试吧，我也不问考试有什么道理，问了也没用，然后一有时间就把自己全身心地泡到电玩里面去。

现在二次元文化变得那么强大，不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个逃避，因为现实中困难太多。现在一些年轻白领下班后是从来不做饭的，都是叫外卖什么的，直接玩电子游戏，玩到 11 点睡觉。我们可以说，他的精神生活通过电玩得到了满足，但是他会直接告诉你，他是不开心的，他去玩电玩就是觉得日常生活的压力太大，这样的日子过上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一个非常疲惫的状态。

……

一味追求舒服，就是没有现实感了。比如说现在一些年轻人要求网络小说要写得所谓“双纯”，就是要求里面的男女完全没有谈过恋爱、不能够有过性经历等，要非常纯洁的。这样去理解爱，那根本就不是爱。人作为人，去理解情感和精神上的东西，其实正是要去理解人本身的复杂性，从中看出微妙。纯洁这个东西是人想象出来的，而生活的过程本身就是不纯洁的。所以，人要在不纯洁的实践当中，看到毅力，看见智慧，看见人的德性，看见人对人的关怀是怎样的。在一个很复杂的情况下，在难以决定的情况下，我们怎样关心别人，这是有趣的东西。纯粹这种观念，其实是现代性本身（派生）出来的东西，因为生活变得非常复杂，没有一个稳定的叙事，大家感到迷茫，迷茫之后就需要去想象这种纯粹。比方说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是很重要的一个现代文艺思潮，有很解放的一面，但是浪漫主义对欧洲的极权政治也有影响，包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也与它有关系，因为它有那种对所谓纯粹、崇高的追求，这种脱离现实的对崇高的追求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所以，“附近”代表了我所谓乡绅学者（笑）的态度，觉得让“附近”进来，不要靠这种纯粹的、浪漫的东西来获得精神的满足，让精神的满足来自对现实微妙的、细微的观察。

这是可以发展出一种美学品味的。比方说让你和我去读小说，我们肯定会觉得那些所谓“双纯”的小说是没什么可读的，都是讲一些甜言蜜语、美轮美奂的东西，可能第一次看会有一点吃糖的感觉，但看第二本肯定就不愿意了；我们要看的还是那种让你不愉悦但是能让你信服的东西，鲁迅就是最好的例子。像鲁迅这样高度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写的东西 90% 以上都是让你很不舒服的，但是中国人对他的爱和感激，那是很深的，这就是一个好的例子。是鲁迅的作品带给你的精神满足性强，还是那些高度形式化的东西（比如小孩子穿上汉服、坐在台上背三字经）带给你的精神满足性强，这个大家一看都明白。鲁迅的作品是把你调动起来，让你去思考、去睁大眼睛看矛盾，让你变成一个思考的主体，他刺激你、不让你安心。虽然你还是不能控制世界，但是你至少感到，我作为一个主体在世界上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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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们要反对自我沉溺，并不是要去消灭自我，但是就像前面你讲到的，最重要的并不是自我，而是自我和别人的连结。不是要你去消灭自我，其实是相反的：你需要对自我有丰富的认识，说话有底气、落落大方，面临事情，你至少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去思考、怎么把它分解，该跟人商量就跟人商量，不该跟人商量的时候自己也能够把事情理出头绪来，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然后做出一个选择，选择之后如果事情办不通怎么办，办不通也不会后悔，因为自己已经做了全面的思考，等等。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自我啊！就是你知道自己是作为一个主体活在世界上的，这种感觉是不可能靠一个封闭的自我来实现的。这些一定要通过对周边的观察、反思、分析，慢慢得出一些人生的智慧。

将自我完全沉溺于电玩里面的年轻人，确实是比较令人担心的。他在情感上可能会非常冷漠或者非常敏感，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伴随大脑里面各种化学物质的分泌程度而定，下场雨都会觉得很烦，会有大量的化学分泌物出来，人就变成像一个化学体去应对外界的随机刺激，没有自己的主宰了。这样的自我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感受，更遑论对别人、对世界、对各种各样发生的事情的应对能力了。所以，自我沉溺式的自我到最后是消灭了一个社会性的自我。

……

项飙：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抵抗无力感。如果说我们在生命中有什么义务的话，不让无力感把我们击垮就是一个重要义务。存在主义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件事，是纯粹随机的、无意义可言的。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你和这世界之间必然的和谐。人活着要有意义，这个意义是要靠自己创造的，要靠自己摸索出和世界的和谐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无力感、无意义感也可以说是生命的起点，所以不用太怕它。那么，怎么具体地摆脱无力感？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历史根源，无力感不是无缘无故地来的。今天的无力感是不是跟昨天的亢奋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如果社会给了我们一个正向的反馈，我们就亢奋，觉得一切都是在向上的，觉得批判都是多余的；那么社会一旦给你的反馈是负面的，你一下子就会觉得是无能为力的，觉得勇敢是矫情的。这是没有看到社会和个人处在非常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把生命过程想象成了实验室里老鼠和电击之间的那种反馈关系。此外，我们也可以考察一下无力感的内在结构。什么叫无力感的内在结构呢？就是说，无力感不是一个单一的感受，它背后有不同的因子。前面提到的预期是一个因子，如果一个人的预期很单一，觉得我这么做一定要得到这样的结果，那就容易产生无力感。同时，无力感不仅仅是因为一个人受挫，而是说，你觉得你受挫的那件事是唯一有价值的事情，这件事是要决定其他一切事情的。否则的话，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还可以愤怒、反思、另辟蹊径，无力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可能。

这当然不是说无力感是个人的过错。但是如果我们要对生活、对社会负责，我们只能从我们能做的地方开始，而最能做的，就是从自己开始。也只有从自己开始，才有可能去发声、去行动，才有可能影响别人，并开始改变环境。

项飙：具体而直接的爱 ¶

……

人物PORTRAIT：怎么描述这种关切？

项飙：不是说我要找一个桃花源，而是说，正是因为这份爱和关切，让我觉得在压迫面前，我们不是只有彻底的无力和放弃。

我对世界的体感是，你要面对一个很不稳定、不太好的世界，但是你要坚定、勇敢地建立自己的附近，不要牺牲日常。勇敢是一种信任，非常具体的信任，因为它是具体的，信任到什么程度你可以自己观察，不断去调整。但如果你没有那个附近，你是不可能对世界产生信任的，你对世界的信任是来自于你对周边的信任，必须是这样。

这是「最初五百米」工作坊里的一个朋友带给我的启发，她说，我们改变不了世界，这是一句废话，当人们这么说的时候，意思是TA改变不了周边。我觉得这句话很深刻。倒过来也是一样，要对世界形成信任，就是要建立对周边的信任，对全世界的信任是我们都没办法掌握的事情。

人物PORTRAIT：我很感动也很意外。对我来说，过去三年的感受很难用「爱」来形容，但听你说完之后，我觉得它是存在的，因为如果没有爱，我不会有那么多丰富的感受。

项飙：我也很感动。为什么我们觉得暴力的存在那么可怕，为什么我们会对别人的惨痛有那么强的感受，都是因为爱。如果没有爱的感觉，就不会有那种感受。压抑和痛苦，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对于爱和被爱的需求。

我们不能把人想象得太被动。我对抑郁的理解，它是一种主动性的丧失，但它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原则的捍卫。比如政治性抑郁的人都是比较爱思考的人，有原则，做出判断，所以抑郁背后也是一种力量，是我不想轻易妥协，我要捍卫这一点点的火种，只不过这个力量现在没有得到滋养。抑郁是对那种力量最后的一道维护，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愿望，说好，我就跟你们变成一样，那就不用抑郁。

……

人物PORTRAIT：距离你提出「内卷」已经有3年了，刚才你也提到这回回国观察到年轻人的变化，在内卷的议题上，你有哪些新的观察？

项飙：大面上，可能还没有特别明确的变化，但个体对「内卷」在主观感受上的矛盾性越来越强。认为「内卷」还有合理性的人越来越少，对内卷带来的疲惫感和无意义感感受越来越深。所以现在的一个矛盾是，大家卷得可能稍微慢了一些，但是那个累的程度和无意义感的程度可能在加强。所以对我来说，这是比较重要的议题，也和驱动力的政治经济学有关，就是人们怎么样劝说自己，怎么样去维持每一天的劳动消耗。

再一个问题，现在那一批没有工作的年轻人怎么办？到底数量有多少，生存状态是怎么样，这些都是我想进一步研究的。从生命力的角度，那么多的生命力在那里，不会简单的消耗，人不是一个物件啊，生命力消耗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后果。

总体来讲，原来我们的内卷是非常一体化的，现在是慢慢分化，被迫退出的人在增多，但他们究竟会去向何处，我们都还不知道。

人物PORTRAIT: 另一个问题关于「附近」。在最初，我觉得它带来了一些鲜活的想象和行动，但这几年大家也会怀疑，在一个越来越撕裂的环境里，怎么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差异？

项飙: 我先跟你举个例子，说明「附近」对我的意义。自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进攻到后来以色列的回应，新一轮巴以冲突在欧洲社会造成巨大的撕裂。尤其在德国，出于对屠犹的历史负疚感，德国一般不批评以色列，这次也是这样。但是德国民众有不一样的想法，冲突很大。

我们研究所里面的人来自于世界各地，大家的观点都非常激烈，身为所长，我需要在一些事情上做出决定。比如这个会要不要开，这个人要不要请，同事的言论要不要提醒。那你用什么标准做这个决定？怎么处理？

一方面，这个事情确实太复杂了，谁也没办法拿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同时大家的情绪又是非常投入的，简单搁置和稀泥不会有好的效果。我最后的解决方案就是「附近」。我把远方的地缘政治和道德问题转化成为一个「附近」的交流问题。不再去争论说谁对谁错，而是去敞开讲为什么每个人是这么感受和理解的。听完别人的感受，每个人不会绝对化自己的观点，然后谈论的重点就不再是谁对谁错，而是我们如何保护这样一种继续交流的环境，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再决定前面哪些事务性问题。这当然不是说把问题都解决了，但至少重点不一样了，这是「附近」对我的一个启发。

人物PORTRAIT: 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冲突和差异呢？比如家庭关系里的矛盾，这几年「断亲」也成了一个流行词汇。

项飙: 你提到的这点是「附近」最重要的一点，「附近」不是说建立一个同人群体，而是你怎么面对一个搬不走的邻居。具体怎么处理呢？一方面，你不能够把差异道德化，意识形态化。再一个，不能够把不同的观点和意识总体化。很多观点只是普通人生活中很小的一个片段，因为他一时情绪比较激动，有的时候表达是比较极端的。但是你不能因为他的表达极端，就被他带着走，把自己也搞得很极端。

附近本身就是一组关系。比如邻居关系，看起来很无聊，但你要把那个关系要看得比较重。再比如亲子关系，不能因为有一些观点不一样就轻易地断绝亲子关系。很多人会说，我没法选择亲子关系，所以我应该有权去放弃它。断绝关系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原则，听起来很高尚，但人类社会不是靠这个来进步的。现在世界上很多危机就是说我不喜欢了，我就轰炸，我不喜欢了，你就是我的敌人。当然，真的到了比方说犯罪或者家庭暴力，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说到最后，附近不是说要你把不愉快本身化解掉，而是说把不愉快和冲突放到关系之中去处理，把它相对化，看这个差异是怎么形成的。当然，你还是有你自己的原则，不轻易妥协，同时你又觉得维护这段关系也是你的责任。

人物PORTRAIT: 不管是「内卷」还是「建立附近」，背后的问题可能是同一个，就是年轻人对大环境的不满、内在的压抑，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项飙: 我最近在思考好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傲气和佩服的消失。 2023年10月我在国内做调查的时候发现，我们中国社会里的傲气和清高越来越少。一个重点中学的老师告诉我，十年前他们学校的老师是不可能会把学生叫到办公室去抽背课文，背不出来就要罚写五遍、十遍，甚至五十遍，大家觉得这样做很掉价。但十年后，每个老师都在这么做，不再有掉价的说法，也没有那种清高了。我的中学老师也告诉我，原本学校里那种「大师级」的老师，课教得很好，可以跟校长叫板的，现在基本上也没有了。

这次重新访问「浙江村」也有类似的发现。过去那里有一种「名气」，比方我在书里写的刘泽波，他是第一批来北京的「浙江村」人，做服装批发生意，眼光很好，但行为有点怪，从来不请人吃饭，也不允许别人在自己面前抽烟，这在当时是很奇怪的，但他说，我就是这样。他有这种傲气。

在新一代「浙江村」人里，这种傲气基本没有了，现在大家追求的是「体面」，体面不是说你自己的行为怎么样，让大家佩服，而是说你有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其实是说你跟主流体系的紧密程度。

和傲气相关的一点是「佩服」。这几年评奖越来越多，朋友圈里，谁得奖了，底下都是一串鲜花、大拇指、鼓掌，整齐地排下来，但有多少人是真心「佩服」的？青年老师发表论文，也没有人佩服，大家只感觉到压力。我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多评奖，却没有人佩服，那这个奖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设那么多奖？为什么别人不佩服你，你还要去争取，等等。

人物PORTRAIT: 「傲气」和「佩服」，很新的点啊，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考？

项飙: 支点就是我对生活的感受。哪里让我觉得有一点别扭、奇怪的，我就去看。在这点上来说，我的思考方式和一个3岁孩子没有区别（笑）。

比如傲气与佩服的消失，我最早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是我发现跟那些傲气的人谈话后，我的生命力是在增长的。他们讲的东西很有意思，会自然地讲到很多细节，细节和细节能够贯穿起来，是有逻辑的。傲气背后的批判性，也是很有元气的，是自信的。

这跟很多年轻人对现状的不满不太一样，有些不满当然也是批判的，但没有元气，经常会把自己搞得很惨、很弱。追求体面的人也没有这种元气，甚至是瘫缩的状态，要靠别人的能量来维持自己。

对我来说这种感受就比较重要，我现在在琢磨驱动力的政治经济学，用白话讲，就是「精气神」的政治经济学。我们知道，在政治经济学里，劳动非常重要，但劳动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背后肯定带着意愿和希望，这些都是精气神的问题，比如你愿意在哪些地方投入自己的经历、时间、关爱，等等。它们也是人类社会里最重要的资源。

人物PORTRAIT: 因为「内卷」「附近」等等概念，这几年你非常「流行」，年轻人会说「遇事不决问项飙」，你怎么理解这件事？在一个类似「人生导师」的形象下，你是否会担心自己不能提供更好的东西？

项飙: 我是不是怕自己不能提供更多的东西？是的，这个怕主要来自于一种责任的感觉，一方面我有很多人没有的条件，比如时间，环境，等等，我也没有受过很大的痛苦，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就有责任去做好这件事。另外一方面，这是我的工作，我要保证工作的质量，这是常理，也是一种自我提醒。

还有一层是说，我会不会怕自己做不好，名声扫地，或者人设崩塌？可以说完全没有。为什么呢？我觉得自己的存在是非常幸运的，我是通过这种幸运来看我和世界的关系。就像前面提到的，对话是我存在的方式，现在我讲的东西有人愿意听，有回应，我跟世界达成了一种很好玩的共存关系，这不是我设计的，也不是我努力的结果，而是我作为个体的幸运。

这种幸运也不是不可知论，它有历史的逻辑在里头，是历史走到了这个关口，大众有这样的需要，我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推到了这个位置。对我个人来讲是偶然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完全偶然。所以这个幸运不是天上掉馅饼，心里会慌，怕失去，而是比较扎实的幸运，我更多感到的是珍惜，也很感恩。

那么如果哪一天年轻人觉得我讲得不好了，不愿意听了，我会不会失落？不会的。因为这是我的生存状态，如果年轻人觉得我讲得不好，对我来说是一种刺激，说明我开始落后了，是我继续成长的动力。还有一种情况是，到了一定的阶段，大家确实不再需要我的思路了，有别人提供更加契合的思路，我要退出历史舞台了，这天是早晚会来的。我也会很自信，因为我曾经成为过别人生命中的一个片段。那时候我就成了隔壁老王，在窗口笑眯眯看着下面继续玩闹的孩子们。

人物PORTRAIT: 邀请你做这次采访时，你也曾表示觉得自己说得有点多。在你看来，「对话」和「说得太多」的界限在哪里？

项飙: 怕「说得太多」是指怕重复，没有震撼力了。原来我觉得重复会使效果减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尼采、阿伦特，他们的思考方式是聚光型的，看见一个云团，里面有光，有问题，他们会追，凝聚很多能量，放到读者手里，让读者再去创造。这是我在审美上的一个趋向。

最近我和一些朋友讨论，他们认为这是我对自己很大的一个误判。在他们看来，我的优势不是凝聚，而是比较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慢慢让人浸润的感觉。我一直觉得这点不是我追求的，但他们觉得，过多地凝练反而没有效果，因为读者一下子看不明白你究竟想说什么，还不如打开自己，多讲，讲得细一点，不怕重复，因为交流本身有很强的场景性，让人知道你的想法从哪来，指向哪里，可能效果会更好。我觉得大家对我的这些反馈都很有意思，我还要继续去想。

人物PORTRAIT: 怎么理解你说的「历史把你推到了这个位置」？

项飙: 我的历史观不是时间性的，是空间性的，这点受本雅明的影响比较大，他认为，历史是要跳进去的，break into，闯入历史。你怎么闯入？必须是立足当下，必须是此刻。在本雅明的理解里面，「此刻」是历史最重要的点。所以当我说我的幸运是历史造成的，并不是说一件件事情发生，把我一步步推到这里；而是说，各种各样事情不断同时发生、叠加，在空间上形成了这么一个多维的「此刻」，此刻里面有一个雷，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踩到了此刻的那个人是我。

80年代「文化热」里有一个起源性的诗刊，叫《今天》，我看过资料，当时冯亦代给北岛建议，英文翻译成The Moment，「此刻」，这就很有意思，「今天」是一个度量单位，是一个日历概念，但是当我们说「此刻」的时候，它是一个动员性的概念，警醒的概念，意思是你要睁开眼睛看你的周边，「此刻」是怎么回事。

造成我们此刻的有很多具体的因素，比如教育程度的提升， 1999年中国大学扩招以来，大家的知识水平，接触面、思考能力和思考愿望都有了极大的提升；物质的发展、独生子女政策等等，年轻人对意义感的追求，不再只是关于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包括生命意义的问题。再比如社交媒体的发展改变了的传播方式；疫情期间大家对于交流的渴望，从线下到线上活动的转变，形成了一种新的阅读和接触信息的习惯。从我个人来讲，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普通人的视角；这几年我在对话过程中获得的滋养，所以更加愿意投入。

当所有这些因素在空间上汇聚成「此刻」，像是打开了一个缺口，所以我和世界发生关系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这些缺口，我怎么进入。当然，此刻会变化，会过去，但我没有很强的欲望去回望十年前的此刻，五年前的此刻和现在是不是有一条线，对我而言，这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这个此刻。

人物PORTRAIT: 那「历史」呢？对你来说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重要？

项飙: 历史很重要，但历史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帮助我们理解此刻，帮助我们进入此刻。如果说我们要为了继续历史、保护历史而活着，那我是不同意的。

举一个例子，我最近发表的文章叫《物流性暴力》，文章的起点就是说为什么在2022年上海会有那么大的创伤，甚至比武汉的创伤还要重？看起来不合道理，武汉的死亡率更高，而且发生在疫情暴发初期，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到上海疫情管控的时候，已经有两年的经验了，为什么还造成那么大的创伤？

我的解释方式是历史性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完全从政策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因为武汉跟上海的情况在政策意图、政治形式和行政方式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问题究竟在哪里？我从80年代的历史出发，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历史发展中有一条线是物流性权力变成物流性暴力。权力的英文是power，力量，既是民间力量，也指国家权力。 80年代的物流性权力既包括民间因为人和物相对自由流动而形成力量，比如农民工的流动，也包括国家政府的公共权力，比如对物流产业的投资，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掌控。

一开始，这种物流性权力是有点双赢的，民间和政府的权力都在增长，但是到了2010年之后，随着技术条件的变化和政策的变化，民间的物流性力量慢慢减弱。虽然我们看到的流动还是很高速的，但是这个流动越来越被平台等中介管理，所以相当于是「被流动」的状态。

最典型的就是「浙江村」。现在，「浙江村」基本不存在了，原来的房子基本上被这些外卖、快递取代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两种流动，浙江村的流动是自主的，外卖是被流动的，是流动性工具。

那么，为什么上海的创伤会比武汉严重？就是因为在武汉的时候，物流性控制没有那么到位，大家还可以自己出来，那时候还有摆渡人，比如司机出来帮忙送药；到了上海，不仅是个人，连物流平台也不被允许流动，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流动性暴力。这个历史分析，想讲的是此刻的流动是什么意思，现在的社会建设是不是还可以通过更多的流动来发展，我觉得是不能了，流动本身的积极意义在下降，所以我们要考虑附近等等。

人物PORTRAIT: 你会怎么判断未来的走向？

项飙: 很多人会问我，你对大的格局怎么判断，是要给中国政府做一个界定吗？这个我当然可以下定义，但是我是一直觉得，如果我做不出什么有趣的东西而就给他贴个标签，我不知道这对大家有什么用。而且，贴完标签之后，我就把自己放在一个角落了，因为你用这种词去称呼TA，你对背后的复杂性也会不太关注，还会给发声带来麻烦，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举动。

我更主要的考虑是在思想上，我觉得它没有太大的价值。之前我对俄乌战争很关心，很大程度上我也是当下切入，去看历史上乌克兰跟苏联的关系，列宁的看法，苏联解体等等，但是我不把历史看作是洪流，有一个必然，或者是有坏人把历史挡住了，所以接下来一定会怎么做。对我而言，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去解释此刻。

当然大的历史判断对我是有启发的，比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我觉得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冷战结束，原本组织世界的两种意识形态矛盾不重要了，世界该怎么样被组织起来？后来他看到的种族矛盾、身份政治的兴起等等，都诞生于这个背景。

他给我带来最重要的启发就是当下这些新的矛盾，比如原教旨主义式的身份认同基础，直接资源争夺式的矛盾会出现，是跟冷战结束后，对于人类世界如何组织起来的理想消逝有关。我没有能力提出这样的一些判断，但这个判断非常重要。

人物PORTRAIT: 过去几年，知识分子在中国的舆论中的位置步步跌落，但人们也在迫切追寻新的思想资源，你如何理解「公共知识分子」的消失？当宏大愿景消失，是否带来了知识分子的整体失语？

项飙: 我对这些问题没有特别切身的体会，因为我本来对公共知识分子没有太大的兴趣。但从比较长的历史观来看，我不太觉得公共知识分子消失了，也许就是一个转变。

我记得大概十年前，有过关于公知污名化的讨论，这其实说明公众对公共知识分子是在意的。他烦你，就说明他在听你，只是听完不解气。像在英国和美国，不会有知识分子污名化，因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对弱，最多是给《卫报》写一些评论文章。欧洲大陆是比较有公共知识分子传统的，而中国在思想风格上比较接近法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文化思想界里面会有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比较活跃的时期。

而且当时污名也不是没有道理，现在社会科学研究还是有这样的问题，老是把群众当作是改造对象，年轻人去瑜珈，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自我爱护，去做心理咨询，就说是个人主义什么的。这些说法都不精确，对瑜珈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解都不到位。

我对公共交流还是相对乐观的，可能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当然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强的撕裂，观点开始极端化。两边的观点都极端化、简单化，最后就没有那种真正的交流，这些都是问题。但是我觉得大家对意义的渴望，对思考的渴望，以及思考的客观能力越来越强，这是公共交流最重要的基础，所以我是蛮乐观的。

人物PORTRAIT: 这几年，学界也好，文化领域也好，几乎都在关注普通人、个人化的经验。但我也会疑惑，如果没有大的叙事、大的历史、一个提纲挈领的设想，我们是否会失去大方向的可能？而当公众的视野被个人化的经验、被无尽的当下所占据，我们还能不能想象一个更开阔的未来？

项飙: 我是有点倒过来的，我认为，真正失去方向的时候，往往是大的叙事盛行的时候。原因有两点，一，没有方向感的时候，大家才需要大的叙事。二，大的叙事本身很容易是空洞的，没有人能够预测历史。大的叙事会蒙蔽事实当中的很多矛盾和困难，因为话语中的方向叙述和个体生命当中的方向感是很不一样的。

个体叙述不一定必然给你带来方向感，但真正的方向感只能从这样的一个微观叙述里面获得。前面我们也说过，什么叫改变不了世界，其实更多还是改变不了自己的生活和自己周边的情况，如果能够改变这些，就会觉得自己能够改变世界，是有方向感的。

在我成长的过程里，很多人说鲁迅的《阿Q正传》和《丑陋的中国人》很像，都是关于国民劣根性，但我觉得它们的本质不一样 ——《丑陋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一个宏大叙事，有很大的判断在里头；鲁迅写的是非常个人化的经验，他在寻找阿Q身上的生命力，那是纯粹个体性的，各种各样的幻想，各种各样的幻灭，这才更能给你一个方向感，它不一定是关于历史会怎么去，而是我们要怎么样保存力量，怎么面对黑暗的方向感。

所以，我完全没有这个担忧。我觉得真正带给我们方向感的还是看到生命力的涌动，否则很容易就会落到抽象的好与坏的判断上，闯入具体的历史的感觉是出不来的。

……

项飙：人的精神不死 | 谷雨 ¶

项飙：是什么在逼迫人们“自我异化”？¶

项飙谈全球大学生抗议运动：自由主义秩序的危机、附近和“全球民间”¶

那在如履薄冰的境况下，这场全球大学生抗议运动还能取得什么成果？能给社会带去一些改变吗？项飙从长期效果出发，谈到青年在其中得到的历练，葛兰西的“关于立场的战争”出现的可能；他也从自己的附近出发，看到这场运动中学校和学术机构存在的危机，和学术“民间指向”的未来。

“希望不是对于未来的期望，希望是关于现在。希望不是乐观，觉得情况会变好；希望是在不知道情况会不会变好的时候，让一个信念继续活下来。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对希望非常好的定义。” 项飙在访谈中这样说道。

项飙x王小伟：年轻人为什么渴望世界毁灭？¶

项飙x王小伟：年轻人渴望世界毁灭，是一种总体化焦虑 ¶

对谈项飙：教育系统正在批量生产炮灰 ¶

我们看到有很多衡水中学的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失去了目标感，比起来自大城市的同学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他们像进入了旷野一样迷茫。他们是生命力被捕获的对象，但当他们反思衡中模式的时候，一些人会评论说“衡中模式救了你”。不少人认为，这些衡中学生作为优胜者集中享受了资源，从而走到了不属于自己的大世界。由此来看，教育系统到底是生命的“捕获者”，还是“拯救者”？

项飙：我觉得这样的看法是有问题的。这种教育模式戕害的是100%的学生，因为学校要汲取100%学生的生命力，让所有学生进入这个体系竞争。在100%的学生里面有1%的学生特别成功，或者有10%的学生达到基本的目标，他们就会自圆其说 ——在这种体系下，有这1%的成功，所以100%的消耗是合理的。

可是这在逻辑上说不通 ——不搞那种模式，难道就没有清华北大了吗？如果不管怎么样都可能会有1%的学生进顶尖大学，那为什么一定要采取一种消耗生命力的方式？

这种说法认为：像你这样的小地方来的人，不那么苦的话，你是进入不了这里来的；你因为是小地方的，所以你只能够这样来进入。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社会意识（“小镇做题家”），把一切现存的东西都合理化。

首先它预设小地方跟大地方就是不一样，机会成本就是不同；第二，顶尖学校就是更好的选择；第三，在现在的安排下，人就是分等的。既然都合理，那你要在这种情况下改变命运，就是要采取这样一种自戕式的方式才能成功。学校帮助你采取自戕式的方式让你华丽转身，把你送到顶尖的位置上，所以你应该感谢它。

但是这整个叙述里没有个人。它说小地方的人要进大城市、进顶尖学校，分层就是合理的，所以必须要采取非常规手段。但它不会问你，小地方对你意味着什么，更顶尖学校为什么就更好。也许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就想把小地方建设好；也许顶尖学校对一些人来说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在社会压力下，他们稀里糊涂地认为去了那里就好，但去了学校根本不知道去干什么，只不过是听大家说那学校好他就去了。

在这种叙述下，过程对每个个人的具体含义是被忽略了的。就像把石头从a点搬到了b点，因为石头到达了另一个地方，就说明这个用力有效，但这个用力究竟怎么样碾碎了人的每一个细胞它根本不管。这样一套社会机械学的说法把一切都合理化，听起来很朴素，但你可以看出这是物化。它把整个社会生活想象成是一个机器，你在里面要从一个螺丝钉变成另外一个螺丝钉，要咬牙切齿地使自己对机器有更大的帮助和贡献。

而且，所谓“拯救”的那1%，其实和100%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100%消耗，就不可能有1%的特殊。陪跑、韭菜、炮灰，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这个系统就是要生产出大批的陪跑、韭菜、炮灰，顶部的华丽光环全部要靠底层的生命力烘托出来。

还有很多人认为在整体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教育系统通过一种统一的标准将人筛选、分层，是一种较为高效、公平地进行资源分配的手段。

项飙：中国教育从90年代到现在越来越卷，但从1999年到2020年，中国总高校的招生人数增加了6倍。衡水模式是在教育资源极度扩张的过程中出现的。所以总体的问题是质量，数量并不缺。但是如果一定要说只有北大清华是好学校，那就没办法了，认准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东西是好的，当然就会匮乏。所以不是教育资源的匮乏，是评价体系的单一和意义系统的匮乏。

把人完全当作资源，去讨论怎样以一个公平的方式对人进行分类，我觉得是一种想象。我不知道大家在自己生活中，真的会这么去看待吗？像这种没有基本数据来支撑的说法，是一种意识形态：用一个相对抽象的方式想象，然后加以解释，背后其实有很多假设。比如假设人就是一个和资源一样的东西、分配必然要高效化，这其实是自己在做一些比较抽象的推演。

为什么这种观点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呢？这就是阿伦特对意识形态的评论，意识形态是高度理性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特点就是逻辑化，因为意识形态是权力，它代表了权力这一方对生活的想象。这个想象忽视人的真实生活，忽视真实实践当中的复杂性，只是在大脑里面用一些比较日常的、现象层面的东西进行进行纯粹的推理。

这种推理没有跟生活中的纠结、矛盾结合起来，而是按最简单最明显的逻辑进行，所以它听起来好像非常直白 ——人多资源少，大家肯定要竞争，只有少数人胜出。

……

恋爱可以看做是学生的对抗吗？

项飙：为什么学校对所谓早恋，或者说男女非正常接触，会那么警惕？其实不只是因为性保守的观念。主要是两个人恋爱之后，就会对彼此说，我喜欢你，你考试考多少分没有关系。当他们说我喜欢你，我不需要第三者的判断时，就出现了横向反思空间，两个人在一起立刻就跟系统产生了间隔。然后老师再说什么，他们可能就不听了，在他们的脑子里面老师说话的分量一下子就没有了。他们会想，你骂我两句没事儿，因为过了5点以后我会有另外一个世界。这对系统来讲是很可怕的事。

我没有倡导早恋的意思，但这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可以用它来解释横向反思空间是什么。其实友情、邻里关系、爱好、家庭内部更平等和民主的讨论等等，都能让学生跳出考试学习怪圈，讲一点别的事情。

0705 项飙讲座《为什么读书这么累？ ——一个有关“生命力”的初步理论》¶

当今年轻人缺的不是批判精神，和19世纪提出的批判不同。觉醒的工作已经不需要了，比如大家清醒的意识到了不平等的存在。关键在于批判意识存在之后怎么做？批判意识存在一种无力感，甚至存在于一种憎恨。

中国年轻人对不平等有很强烈的敏感，但背后的潜台词是，为什么我在这种不平等的次序中这么靠后，无法排到前面。关心的是：

我怎么在这种不平等中不成为受害者；
世界就是不平等，没有别的办法，由此产生了一种憎恨。

焦虑是批判意识的起点，觉得这里有问题。自己与世界形成新的关系。焦虑就是你与世界的关系不那么和谐，存在冲突。那么怎么面对这种冲突，这种冲突怎么解决？

关于自己受的教育，年轻人有很多批判性意识，最常听到的就是：读书就是很累。在初中开始自残，高中自杀。对自己的存在感到非常虚无，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是什么。

许倬云 × 项飙：今天我们如何安身立命？¶

项飙×刘小东：我们同时面临“意义缺失”和“意义过剩”¶

刘小东：我在日常生活里头，要是和陌生人问一声好，或者微笑一下，会感觉心里很舒服。打十次招呼，至少有六次会获得友好的回应的 ——虽然还有四次人家不理睬，但是你会快乐。当我们的眼神碰上一个陌生人的眼神，不要回避，该微笑就微笑。

项飙：我觉得今天年轻人的生活，同时面临着意义过剩和意义缺失。判断性、象征化的、抽象的、下断语式口号式的意义极度过剩。展开的意义，在平常里面看见有趣、在重复里面看到好奇、不断地去发问的意义又是缺失的。

前面讲到生活作为创作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个人的观点是，年轻人不应该放弃思考，应该去追求更好的思考方式。创作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考方式，它是打开的，通过好奇、不断地去品尝——带有某种意识地品尝。如果只是去生活，活着式的生活，那吃就是吃，喝就是喝，但当你把生活作为创作，吃和喝有就有了意义。

真的，不改变命运也没关系｜毕业季对谈项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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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害怕毕业，我们在害怕什么¶

我很高兴能在毕业季和大家讨论一下毕业面临的问题。我觉得，毕业时的心态所映射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总体性的生存状态。

如今，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参加毕业典礼。其实，毕业典礼本应是一个欢庆的时刻，是最合乎逻辑的“成人礼”。但在当下，年轻人反而觉得它变成了一个“晒出来谁比谁强”的平台。它意味着一种“审判”，谁被重视，谁被忽略，都会在这样一个隆重的仪式上，被显示出来。

毕业这一刻，意味着大家的人生开始分岔，去往不同的平台，获得不同的机会。这是人生的常态。

而今天的毕业生恐惧的点在于，人生的“分岔点”变成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仿佛二十年后大家发展的不同在这一刻就已经决定了。审判书已经被写好了，未来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审判书中细节的再叠加。

这是一种近年来越来越强烈的“社会决定论”。其中最极端的论调甚至认为，一切都是在羊水里决定了。这是一种充斥着无力感的叙事，完全否定了个人的能动性。

在我看来，大家之所以逃避毕业典礼，本质是因为恐惧这种“在人生节点上被事先审判”的感觉。

在我的视角里，我们过去几代人面对毕业这个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时，心态从一种兴奋感已经转变成了紧张、害怕、不愿意毕业。

我 1995 年本科毕业，1998 年硕士毕业。我们那时已经不包分配了，需要自己找工作。回想起那个时期，每个刚毕业的人都是很兴奋的。 18 岁离家上大学，经过四年学习，现在终于要走向社会，拥有一份独立的工作，会有一张独立的办公桌，一份薪水，可以做独立的决定。这是十分令人向往的事，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成人”。

如今这种不愿毕业，宁可停留在校园生活的美好中的思潮，在我们那个时候是不可想象的。这不仅和宏观经济情况和就业形势有关，也和这一代人从小到大背负的期望有关。

今天的毕业生很多人从小生活在寄宿学校里，一方面是巨大的教育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家庭和学校又给他们施加了一种“保护” ——什么都不用管，好好读书就能拥有一切。这其实是一种负面性的、恐吓性的保护，它是在暗示，外面的世界很乱，你必须要好好读书，否则就没办法有一个好职位，就会被社会“毒打”。

它让年轻人从小在潜意识里承受了一种恐惧，好像生活本身是很可怕的，每个人都不得不凭借超额的努力挤到一个系统中来。有了系统的依托，人才有可能从危险的社会生活中切割开来。

对很多人来说，读书时代的一切努力不是为了当下的学习，而是为了之后的毕业。但到了毕业的关口，他们却又发现，迈出一步，风险反而更大了，原来的期望有破灭的感觉。

这种“不敢面对”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勇敢，而是因为在他们从小成长的环境中，他们所能够积累的经验和视角是非常单一的，导致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也单一。每个人都瞄准了一种“白领生活”，或者说“中产生活”，要拥有办公室，要喝星巴克咖啡。但事实是，这样的机会是非常少的。而和这个想象不一样的生活，都是让人觉得难以面对的。

如何实现这种单一的预期？要通过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才能具体地达到那一步？他们是无迹可循的。

在过往，人们过于强调“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仿佛通过读书，就会带来一种“神奇的跳跃”。但具体的人生要如何展开，是需要不断在真实的社会上摸索，并长期与人互动，才能得出线索。人无法做到一步到位，直接跳入想象的格局中去。

这也正是很多年轻人心慌的原因所在。

小镇做题家，改变命运但不掌握命运¶

小镇做题家这个提法是很有启发的。

它并不是一种自我庆贺，也不是简单的自黑。它更像是一个严肃的、对自身处境进行反思的概念。

小镇做题家是在自我否定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任务就是离开自己，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自己的出生背景。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客观上的成功者，靠做题离开了小镇，实现了阶级跃升，改变了自身的命运。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改变命运”的路径，而且是一种在中国社会中被认为最合法、最正当的方式。

但他们如今最大的问题是： “好像我确实改变了命运，但却依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明明通过学习获得了一个新身份 ——在大城市里做白领，但这个地方却好像永远不属于我，我始终是个陌生人。

按道理，小镇做题家对中国社会应该是非常谙熟的。整个中国社会是“校园化”的，公司也叫学校，同事互相叫“同学”，都是模拟学校管理。小镇做题家知道该怎么说话、怎么做事。但你又会感受到一种非常深刻的陌生：你知道，自己并不是这里真正的一部分。

在这里，你没有一种家的感觉，不会有一种安生的感觉，你总是要提防着。任何事情出来以后，你基本上都能很快反应，非常娴熟地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但是你没有一刻觉得是放松的。

为什么小镇做题家会觉得难？因为小镇做题家很大程度上从小就被告知，他们一切的行为是为了指向一个最后被人认可的结果，所以他们在很多事上有羞耻感，会不自洽。

他们的整个精力太多放在改变命运上。但问题是，生活的意义，从来不是改变命运。

生活的意义就是让命运展开，然后去感受命运、享受命运。

当代的年轻人，不知道怎么去爱了¶

现代社会的“陌生化”程度已经发展得很高了。

什么是“陌生化”？

所谓“陌生”，跟你掌握的信息多寡没有直接关系，跟你到底认识多少人也完全没有关系。它的要义在于，你对自己存在的感知是不是建立在和具体人的具体互动之上。如果干扰你情绪的是抽象的图像、象征、符号、语言，而不是跟具体人的连接，那么就很容易出现“陌生化”的状态。当碰到具体的人和事，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反应了。

在一个原初的社会里，每个人几乎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是在非常具体的跟其他人的交流当中形成的。它没有一套独立于生活之外的抽象的符号。在那个时候，当一个人要离开具体的人的环境，他反而会受不了，会觉得害怕、寂寞。看见人，就是意义的来源。

“陌生化”也同时意味着自己成了自己的陌生人，也就是“自我的陌生化”。

如果要对这个现象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最让我震惊的是年轻人的“爱无能” 。

“爱无能”的第一个表现是，他们在爱上一个人之后，往往会因为对自我观察过多，产生一种自我怀疑：我是真的爱这个人吗？还是只是爱上了他的某个特征而已？我们的情绪是那么不稳定，随时会变化，我今天爱上这个人，明天还会稳定地去爱他吗？

同时，他们也不敢接受对方的爱。他们会怀疑：对方的情感是稳定的吗？是真实的吗？是因为我这一刻刚好得了个奖？还是因为我这一刻的表现？

他们对感情的“本真性”，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会产生怀疑。这种怀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疑心重”或“不信任别人”，而是因为他们长期在一种高度抽象、符号化的状态中，空转式的自我反思。社交媒体生产了大量的抽象符号，而这些对情绪的波动影响很大。如果情绪的世界没有具体的依托，只依赖于社交媒体的各种信息，会变得非常不稳定。

当一切通过程序化的方式来规划，他们对自己感情的真实性和本真性，就无法做到很好地把握。

关于“自我陌生化”，我感兴趣的另一个现象是：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

在外在压力下，一个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应对外在的刺激；当外在压力消失之后，他就不太知道自己在做哪件事时会感到真正的兴奋。

兴奋和兴趣是如何形成的？一般情况下，当你尝试了一件新鲜的事情后，会有初始的兴奋，然后继续去做，发现更大的兴奋。这种兴奋会逐渐转化为一种执着性的着迷。着迷带来苦恼，因为你会发现，过程中的问题无法一下子就解决。这种苦恼又会进一步推动你持续投入，变成一种执着。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依靠内驱力滚动、积累，进而形成一种真正稳定的兴趣和热情。

而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只能做题、做题、执行任务，根据外在的要求去做反应。在这样的“程序”下，他们与自己真正的兴趣和热情是相隔离的，是彼此陌生的。

扔掉塑料花，去真实的泥土上找回自己¶

我在牛津工作的时候，问过很多年轻人，问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课题？他们能够给我讲一套非常成熟的开题报告，包括研究意义是什么，框架是什么。但我听不出来这件事跟他自己作为一个人有什么关系。

我便会说，那你谈谈你自己的经历，家庭情况怎么样？父母是干什么的？小时候怎么成长的？他们就说不清楚，觉得没什么可说。

我发现，当年轻的朋友对自己的生活、父母干什么、邻居是谁这些问题没有一套叙述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对他研究的议题形成一套比较有趣的、让人启发的叙述的。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附近的生活没有直观的兴趣，也没有沉浸式的理解，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形成一种有机的、具体的叙述，那他对其他大的问题的叙述，也都是套套框架而已。

这就是一个“陌生化”的过程。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变得很陌生了，一切都与自己没有关系。

从这里，我才开始关注教育和读书是如何掩盖了对生活的全面感知。

今天年轻人面临的很多问题，有一些在我们那时就已经出现了。大家能很直观地感受到毕业面临的问题和尴尬 ——未来不那么明亮，不那么明确了，你往前冲的感觉不一样了。

黯淡不仅是一个现实、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还变成了一个让人无法面对的东西，甚至让有的人需要借助一种相对彻底的逃避才能自处。

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发展强调唯速度，生活就只能越来越加速，越滚越快。如果说我们这一代是一小时 50 公里，下一代是一小时 80 公里，到现在这一代要一小时 120 公里。这对多样生活方式是一种忽视和碾压。

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的眼光只能盯着泡泡，盯着鲜艳的塑料花。他们会认为塑料花就是世界，直到掉到土壤的那一刻，才觉得自己是被毒打了。所以他们宁可抱着塑料花，停留在一个叫做“校园”的地方，只读书，只考试，这便是最美好的。

今天毕业的年轻朋友们遇到这么多问题，其实不是你们的责任。你们面临的重担是历史形成的。你们其实替很多老一点的人，背负了历史的重担。

所以我们也需要一起去努力，去反思，把黑土地翻出来，让大家变得“在地”一点。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得不“在地”。

因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塑料花已经消失的土壤里重新站起来，“在地”地站起来。

怎么办呢？不要为了改变命运而活着¶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努力呢？

对附近的观察很重要。今天观察了，明天还可以继续观察。让自己的大脑更多地被这些具体的关系、具体的过程、具体的实践所占据，不要被那些太抽象的东西所占据。在工作当中，要努力地把对方想象成一个很具体的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建议也很简单：你必然要走向社会，必然要去找工作，要把这种“必然”放到自己面前。

同学们觉得压力很大，想要逃避，但正是这种“希望早点结束，偷偷逃避”的心态，让这件事压力更大，你也不能在这个过程里学到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直面它。想清楚：自己的情况是这样的，世界格局是这样的，国内经济是这样的、你所在的专业、现在毕业生的群体、现在可能有的职位就是这样的，如此等等。

在这样的格局下，你有什么样的资源？有什么样的特长？你可以做什么样的策略？想清楚，然后就去做。

不要寄希望于大环境会突然改变，又或者自己会遇到一个贵人。不要被虚妄的不确定性困住。

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你很有可能要为它承担严重的后果。但我作为一个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要义，就是做一种有结果的决定。

一定不要为了改变命运而活着，因为活着就是命运本身。